大家都在期中考试的水深火热之中，不同的是，他们忙完了，我这儿的战火还

要蔓延到长假之后。隔了一周进教室，老实说，确实吃了一惊，我所任教的七年级

人很少，本来视野很宽广，今天却坐满了人，他们的人事流动还真是频繁。不过，

课还是会按原计划进行下去：首先是分析一下上次的课堂习作，完成的质量超过预

期。接下来原想让他们跟着我画的，不过似乎他们都是信心百倍，所以最后又变成

了命题的自由习作。

    由于黄金周的调整，礼拜天还有一次课，不过我很能体会这种加出来的课的效

率之低，我们几个支教的志愿者商量下来，把这次课取消了。下次课准备上他们比

较感兴趣的色彩。

黎鸣小学、希望小学、涟水中小学、蓝鹰小学，三年间走遍了四所学校，认识了许多学生和一些老师，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我们眼里的“民工”，在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背后，我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和悲欢苦乐，学生的单纯、老师的艰辛、家庭的温馨，因为见得多了，所以有时候会变得有点麻木，给这些孩子教书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无法摆脱。

但是仍然有让我感动的，在涟水中小学实习，站在阁楼上，下课了，俯视着操场上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学生，女生大部分在跳橡皮筋，男生则在打溜，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活着清脆的欢声笑语，没有人知道我在注视着他们，那一刻，我很幸福，我看到一个个生命的跳动和苦难扼杀不了的简单的快乐。

可能是相处时间的原因，我更加偏爱涟水学校的学生，我更了解他们，他们也更了解我，他们会主动跑到我面前撒娇，即使面对我生气的面孔仍然会偷偷的笑，当他们认为我说得不对时，会毫不给我面子地进行反驳，他们是一群让我又爱又气的学生。在蓝鹰小学，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学生小的缘故，也可能是学生不了解我的原因，他们和我之间总保持着一段距离，所以当我在课堂上一吼，他们会露出害怕的眼神，声音也小下去许多。这好像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但又感觉失去了什么。只有默默看着他们一起唱歌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一些温馨，他们专注的神情，还有稚嫩的童声，让我竟然有一种归属感，如果时间能永远停顿在那一刻，我会毫不犹豫的抛弃所有的身外之物。每次将近下课的时候，数学老师和班主任都会进来布置作业，而一旦把作业写到黑板上，孩子们就不管我了，开始埋头写作业了，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开始还有点不习惯，但后来一想，如果他们都能这样认真，记不记得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也就释然。

听说蓝鹰马上要拆了，这里的学校都要拆了，不知道下学期还有没有机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伤感，或许是已经经历过类似的痛苦，有了免疫力的缘故吧。

只是希望自己倒真要离别的时候，不会再像上次那样无来由的哭。

    今天天气很好，没想到通往蓝鹰小学的那条路还是泥泞不堪，路中间竟然是好深好深的积水！你卷起裤管走了一程，觉得自己不像在上海的街上，简直就像在某座山上，还不是浙江那些旅游的山，而是那些没开发过的山。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让我们选择坚强”，最后十几分钟，安排每个学生上黑板，来完成一句句子，“.…..，需要坚强的意志。”学生们起先有些沉闷，后来有人带头上黑板来写了，其他的人也三三两两的上来了，最后全班只剩下一个学生没写。他还想推托，说自己写不出，想写的话都被别人写掉了，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整个班级的同学都在催他上黑板，还有人帮他想了很多句话。最后，他终于走到黑板前，写了一句：读完一本长篇小说，需要坚强的意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补充了一句：读完一本难看的长篇小说，更需要坚强的意志。

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一句话：照顾好家人，需要坚强的意志。我说：“这句话一定是女孩子写的吧。”下面有一个女生微微的点头。我想起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幻想着可以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宏大的理想，唯独没有想过要照顾家里。就算是现在，也很少会想到自己的家。这个女生平静的目光让我惭愧不已。

照顾好家人，需要坚强。

                                                                 

上次的课一去之下才知道他们去春游了。这次过去他们都很积极地跟我说上次

的课堂作业已经完成了，我准备收上来带回家再批改的。

    这次的课是配色，带了颜料、毛笔等绘具去，希望在所谓的“蓝色与黄色调和

是绿色”这种概念方面能给他们一个感性的认识。他们也确实很感兴趣，正对着我

的窗外也有个孩子一直向这里张望。时间很充裕，够两个学生上来体验调色。任务

很简单，给树的树冠和树干各配一种颜色。第一次难免涂得很不均匀，不过我认为

这样也不错，下面的学生正要“嘲笑”那深浅不一，也无规律可循的色块，被我用

一句“这是树的阴影”给挡住了，我告诉他们同我一起想象这是夏日午后，灿烂阳

光稍稍有点倾斜地洒下来，在浓密的树叶间落下阴影的情景。虽然即使是阴影也有

它的规律，但我希望不要挫伤了学生的勇气和自尊心，同时也希望其他的学生能更

多地关注到这一点。而且仅就美术来说，我也希望他们能慢慢摆脱那种小孩子涂色

练习的观念，简单地说，平涂不是美术的全部。  哎，缺少绘具真麻烦，我倒希望

他们能自由地作画。

周五早上慌慌张骑起着自行车赶到了兰鹰小学。校园里面没有操场的喧闹声也没有朗朗的读书声。我把车推进校门，有一个孩子用一种怀疑的眼光不停的打量我，我停好车，问他，今天不上课吗？他说，不上课，学校组织大家去春游了！

我马上想到赵rongjing和毛yiyun，她们两个和我是同一时间去上课的，她们会不会已经来过了——然后又走了？大概是这样的，这两个人都不像我那样慌慌张张的，她们总是提早很多就来了，然后发现没有人，就走了。或者，她们知道今天学校是不上课的。我开动搜索引擎，极尽所能在脑子里搜啊搜啊搜啊……就是没有想起来学校曾经通知过我们这周五是不用上课的。难道是他们讲了，我们又忘记了？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那只能说明我最近一段时间老是丢三落四的，最近两天准备辩论，确实很耗费心力。

那如果不是那样呢？学校要去春游了，却不告诉志愿者。那说明什么？是不是可以说明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回事情，觉得我们在学校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想，孩子们，你们今天去春游了，不管你们去哪里，春游总还是很高兴的事情。那你们今天去春游了，我也算是春游吧。春光的明媚在那一刻突然好的出乎我的意料，我决定优哉游哉的骑车回学校，这是我的春游。

不知为何很难有放松的心情，我是那样一个热爱思考的人，如果你们不让我思考，如果你们不让我把问题想的深入一点——那你们还不如杀了我！

学校如果觉得我们这群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到那个地方去对于学生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盈利性机构——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带任何价值判断，我就是在说一个事实——我们的到来不能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丁点好处。代课的老师本来也不是专职的，因为我们上的都是副课，副课的老师都是由主课老师兼任的。现在我们去了，学校还是要照样给老师发工资，不能因为我们去了，他们上的课少了，学校就少发工资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然学校的老师首先就不会同意我们去教书。然后对于学生，作为志愿者，我扪心自问，我带给那些孩子什么了，我都教会他们什么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现在既很难为师，有很难为范。当然有好多人安慰我，你是复旦大学的，教那些孩子已经足够了，别人肯定没有你做得好。但是我想这根本就不是理由，我知道自己有多无知，也知道自己在孩子面前是如何掩饰自己的无知的。呵呵，我真得差得还很远。我似乎没有办法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把他们变得更守纪律，更有礼貌，更聪明，更用功。这些东西，学校也看到了，所以他们会不care我们，似乎很正常。

我最近才发现，我从大一开始给小朋友上课，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志愿者”，我总在不自量力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育者”，嗬嗬，难怪很多时候要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其实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时间没有使用“支教”这个词语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词语听上去的感觉是：那个学校很破，那群老师很烂，那帮学生很傻——然后，我们以救世主的姿态降临——我们来“支援”你们了。果真如此吗？恐怕最后被救赎的那个人是志愿者自己吧。

曾经和于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志愿者的活动真的很重要——不但对孩子们来说是重要的，对志愿者本身来说可能更重要，它让我们的心灵有了寄托，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是被人需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他自己是被人需要的，他的幸福感将会来的多么恒常！我们就是在这种被别人需要的情况下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一个人从来只是考虑他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什么，而不是别人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他是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当然，有很多人过的浑浑噩噩莫名其妙，找不到位置也无所谓。有另一些人就会很紧张，比如peterleaf，他写那么多文章说啊说啊的，就是因为自己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别人充分的认可，他不知道有谁是“需要”他的，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处在什么位置上。peterleaf，你这个孩子啊，自然会有一个地方很“需要”你，这个地方可能不是辩论队，但是现在你要学会耐心的等待。

所以，志愿者可以容忍小朋友们上课不守纪律，却很难容忍他们冷漠的眼神——那表示着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你。“需要”这个词语非常奥妙，只能由“需要”的那个人本人来说才行。我们总不能说“你是需要我的”，这个话说出来我们自己都感觉很不爽，如果别人真的需要你，也不用你那样来强调。我们都喜欢听别人对我们说“你千万不要离开，因为我需要你”。

所以，我已经不使用“支教”两个字了，别人问我干什么去了，我会说，我教小孩子们读书去了。

所以，每次上课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别自以为是地认为那是拯救孩子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别以为你讲一节课他们就可以受益终身。你这样好好的准备，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你还是个有盼头的老师，是为了让你自己感觉到真真切切的被人需要。

今天早上去兰鹰学校做志愿者支教。我大一的时候就做过支教的事情，教五年级的小朋友“社会”这门课，教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再做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重操旧业。兰鹰学校还是一个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非常不怎么样的学校，相比我们上个学期作调查的兴知中学，这里的孩子更需要的是我们落到实处的关心与帮助。这学期我会在这所学校上思想品德课，我的学生是五年级的。

对于简易民工学校的办学条件之差我早有体会，说实在的，兰鹰学校的情况在所有我做过志愿者的学校中还算不错的，起码窗明几净，教室的采光通风都相当理想。不过还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操场就紧贴着教学楼，窗子一开外面就是另一番天地，让这样小的孩子在嘈杂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听你上什么“思想品德”真是不容易。所以我感觉今天早上根本就不是在上课，是在扯着嗓子跟人家吵架。不过也怪我自己不好，这两天实在太忙了，没有好好准备上什么内容，上课之前连教材都没有拿到过，见了孩子们也只能胡扯。

今天上的这节思想品德课非常诡异。题目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我倒是同意的，紧接着看课文：刘少奇同志紧紧握住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掏粪工人，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我感觉这明显是把学生当成弱智来看。国家主席和淘粪工人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很显然这些小孩子对每个职业的社会声望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今天有人跟我说将来要做主持人、记者、科学家、法官，但是没有人跟我说今后要做保姆，做清洁工，甚至没有人跟我说要做邮递员、司机、工人什么的。真不知道编教材的那群人是天真的认为小孩子们还什么都不懂呢，还是更为天真地认为只要跟他们讲讲掏粪工人的故事，他们就会改变原先对一个职业的看法和期望。小孩子不会因为教育者们把他们当成弱智就真变成了弱智。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现在接受到的教育产生一种不信任。我总在想为什么做学生的时不时要“叛逆”一下，故意讲上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显示他们的存在（今天就有个孩子跟我说他将来想做小偷）。他们何尝不想“学好”，获得一些让长辈们认同的东西，问题是所谓“好”的东西实在“弱智”，让学生接受那样的观点简直就是对他们智力水平的一种挑衅。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大学里，看看我们学的马哲马经教材，你就很容易知道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对马克思这个光耀千古的伟人没什么好感了。

所以，对于小孩子们，要讲道理。（又说了一句废话）我不准备鼓励他们将来去做掏粪工人or清洁工，我也承认做这些工作的人确实享受着不怎么高的社会声望。但是，如果我能帮助他们什么的话，我可能会说即使工作不让人满意，也要乐观的生活，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中没有一点全心全意地投入简直太痛苦了。不过我这个道理讲得好像也没什么说服力。

总之课堂纪律不太好，我当中还发火了。而且我上的这节课非常短，竟然只有30分钟，班主任告诉我这是学校的规矩。

回来以后稍作休整，下午前往兴知中学。

今天早上躺在床上突然觉得我们这样一次一次往过跑效率实在太低了，应该做一点什么了。于是跳下床开始设计问卷，问卷的内容与我们做的这个调查没什么大关系，主要为了完成城市社会学的field work。我突然发现和上次相比，我设计问卷的能力有了提高，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逻辑上把顺序理清，还是很快就搞定了。打印的时候突然发现优盘出了问题，只能作罢，正好和sunnysky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更好一点。主要是关于他们“搬家”的问题。

到了兴知中学以后把我们的调查报告交给了学校，当然这已经不是我们最初的那一份调查报告了，为了让它变得更“适合”给兴知中学的校长看，我着手做了很多修改，简单来说，就是把说他们学校负面的一些东西全都删掉了，当然，这个调查报告最精彩的部分也就全没有了。我相信知识分子看这个社会的眼光大多是批判的，再好的事情到了他们的眼里都不尽如人意，甚至隐藏危机重重。我虽然没有那么敏锐的洞见，却沾染上一点看什么都“危机重重”的脾气。所以我写调查报告不会歌功颂德。我真是很谨慎地删改过了，可是两位校长还是指出了我工作中的很多“疏漏”。调查报告中后面的附录中有我们的调查日记，有一段描写他们午睡，这也让沈校长不太高兴。访谈记录中提到一个学生因为“五证”没有凑齐多交了学费，他们对这个描述也很不高兴。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的算是很到位了，完全没有诬蔑他们呀。真是一点批评都听不得，而且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批评。

人总是特别喜欢听好话的，这点我不应该忘记，更何况是我们有求于他的调查单位呢。

今天allan去给初一（1）班的小朋友上摄影欣赏课，他还大老远的把本本搬过去了。上好课他跟我说他“失声”了。sunnysky去给初二（1）班的同学上生命意义教育，那是她以前备过的课，上上果然没什么大问题。我去给初二（5）班的同学讲演讲的技巧，因为我这两天也没有好好准备过，只能讲以前讲过的东西了。

下午这节课又让我极其不爽。我倒并不在意上课的纪律不好，我受不了他们那种不care的眼神。我倒宁愿相信是我准备得不充分让他们这么不care。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反反复复走上讲台，我突然明白了当初孙老师上美术课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求我们收掉台子上的数学作业。讲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当学生们在下面觉得无所事事很无聊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讲台上的老师心里可能比他们还要脆弱。如果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到最后也不care了，整个教室随之陷入无可救药的无聊之中。这种事情，我们都碰到过。

今天吧，我又问孩子们社会学是学什么的，这好像成为了我每次上课之前必问的一个问题。一来这是我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二来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引申出我想要讲的所有主题。有个男孩子回答我说，社会学是研究怎么在社会上混的，让我觉得挺恶心。他是觉得“混”这个词很酷，还是已经看穿了，觉得人生在世无非就是混混而已。我回答说，大学里面还是能学到一点东西的，如果仅仅是想学“混”何必近大学，直接到社会上去“混”就行了，绝对比在大学里面要学得好。整个班上的气氛就是这么不阴不阳不死不活，弄得我非常郁闷，不管你讲得好不好坏不坏幽默不幽默无聊不无聊，下面人都是那么一副不阴不阳不死不活的表情。我就像相声演员抖了包袱下面人不笑一样的尴尬。他们的班主任就是从前那个参与访谈的英语老师，很显然，她这个班级不像她讲得那样活灵活现。我怀疑她是不是整天在班级同学面前做着“价值高扬”式的教育，而且是不太讲道理的“价值高扬”式的教育。根据我本人的体会，这样的教育受多了，人也就自然而然的变得不阴不阳不死不活。

当然，我还要做自我检讨，今天我确实准备得不到位。

当中还是照惯例挑两个同学上来作自我介绍。没人理我，那我只好点名了。我说班长在不在。班长，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子，走上来，不情愿的讲了两句话，下去了。我让全班同学点评一下她刚才的表现，大家说，太差了不满意没有一点做得好……于是，我闯祸了，这个女孩子开始哭——其实我的本意真的不是说她不好。

后来吧，我还是把我该讲得讲完了，总算还保持着语言的连贯性与流畅性。由此我得出结论，对大学生我可以毫不紧张的发表没有准备过的演讲，对于中学生小学生，绝对不行。下次一定要好好准备啊，别以为我受过一点演讲方面的训练就全都能搞定了。

最后，那个班长，举手，向我示意。我走过去，俯下身，跟她说，刚才很对不起，不过我确实没有要让你难堪的意思。她说，他要向我解释一下。我说我们可以出去交流。没想到她以走出教室门就哭得更加伤心。说她今天会哭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我说心情怎么不好了，她说父母吵架，她心里很烦，不知道该帮谁。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是充满了负罪感——今天真是闯祸了。她跟我说他真不知道他的父母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管怎么说他们吵架都不是你的责任，不应该拿别人的过错和自己生气。我们将来都会有自己的家庭的，等到那时会对婚姻的维系有更多的体会。再说夫妻吵架很多时候都是床头吵床尾和，我们小孩子也别进去凑什么热闹了。我父母吵架我就从来不劝，当然也不能火上浇油。

我深深感到愧疚，今天就犯了这样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我们在上活动课期间，barbarra在教师办公室随便看看，和老师们随便聊聊。

原本想上完课和高中的同学聊聊，结果今天高中的同学去接受禁毒教育了。

后来又和两位校长聊了一会，我深切体会到，自己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啰嗦的人，如果要论啰嗦的话，我顶多排到第三。沈校长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讲他的外孙，显然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太感兴趣，更糟糕的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断他，于是就听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喋喋不休。兴知中学这次搬迁大概流失了十几位学生，大多因为到学校不方便了就转学了。到一些简易民工学校上所谓的七年级，转学也不要什么麻烦的手续，尽管这是在一个学期的当中。沈校长特别提到一个学生，他的父母租借了别人的土地种菜为生，现在土地被政府征收了，他们不得不换一个地方租借土地，所以要转学了。沈校长说可以安排他的父母到学校来做清洁工和保安，提供给他们相应的收入，这个收入大概相当于他们种菜的收入，这样他们就可以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上下班，也有了固定的住所（他们没有居住的房子，在菜地旁边打了个简易的棚子作住所）。然而这个学生的家长是“不领情”啊，沈校长分析，说原因是他们觉得在学校工作很不稳定，因为学校的前途未卜，而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耕种是最最让他们农民放心的，而且他觉得这两个人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的环境，在学校工作会感觉“不合拍”。沈校长对此表示无可奈何。

对于这次搬迁工作的顺利完成，沈校长分析，只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学校的环境确实变好了（其实我没有觉得），第二是因为学校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没有让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什么障碍。第三是气候的原因，因为最近气温在不断升高，春意盎然，让同学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如果是秋天搬家，情况就会比较糟糕了。听完他的分析我不禁感叹，考虑得还真是全面啊，气候问题都想进去了。

还提到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就是学生们的安全意识薄弱。四五个人并排同行，走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中间。为了这件事学校花了很多功夫教育，现在情况已经好了很多。sunnysky听到安全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校门口数不胜数的无证摊贩，食品卫生状况令人堪忧。我倒没有马上想到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在无证摊贩那里买东西吃吧。

谈到学校的发展，沈校长说，向下发展，就是要把学校变成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师资的问题不用发愁，因为现在有好多退休的公办教师，闲着也是闲着。他还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九年都是在这个学校接受的教育，他们的教育精神肯定能够更好的得到贯彻，这些学生也具备了回家乡参加中考，与当地学生竞争的实力。向上发展，就是要做职业学校，走成人中专的那条路。毕竟现在上海的政策还没有放宽，“三校”都不能招收没有上海户口的外地学生。

沈校长觉得有些学生一点都不实际，以为到了上海就可能获得像上海人一样的生活，于是理所当然的准备像上海的学生一样考高中上大学——但实际他们是做不到的。这让我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人们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均，更体现在人们接触到这些资源的可能性相差很大。有些东西现在没有倒是可以让我们满怀信心地继续等待，让我们沮丧的是有些东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别人已经下了定论。

着重和徐校长谈了一下高中的问题。高中的班级挂靠在安徽省的一个学校。对于兴知中学的毕业生，收学费3000元，对于外校的毕业生，收学费3500元。开班初期有30个学生，走到现在只剩下17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什么读书的材料就退学了，徐校长说有个女孩子去做三陪女了。想想这个问题实在有点让人惊愕，三陪女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三陪女，三陪女从前还是在学校读书的，穿着很土的校服，听着老师的训戒，然后周围有一群和她情况差不多的同学，然后突然有一天，三陪女就真的成为三陪女了，而她的那些同学仍旧在学校里穿着很土的校服，听着老师的训戒——她今后碰到她的同学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徐校长向我们诉苦啊，说他计算下来，招收25个同学是可以保本的，超过25个才会有盈利，现在真是做着赔本生意啊。

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高中的班级是挂靠在安徽的学校下面的，所有同学今年五月份都要跑到安徽去参加会考，不然他们就不能毕业了。徐校长认为这些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考，会考及格就是胜利，高考他们是不要指望了，简直是以卵击石啊，竞争不过别人的。他希望这些学生对于自己的定位要明确，将来争取做“灰领”，不要异想天开去参加高考，考得不好还把自己弄得很郁闷。徐校长认为这些学生最好的出路还是先就业再读书，因为现在让他们读书他们也读不进啊。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周再忙也要好好出一个计划了。

先说早上的那节课，今天的情况要比上个星期好了很多，起码我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中发过火，他们吵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歪着脑袋微笑着看着他们，再过个两分钟也就自然而然静下来了。今天我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体会，这群孩子好像从来没有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我想我们在小学中学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为了学习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熟悉一些人想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我们大概都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有些规矩，你不用知道它是为了什么，但是你必须要遵守。最终，当外在的压迫内化成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就算是institutionalized了。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今天上课铃已经响了5分钟了，还不停的有学生从前门冲进来，不仅如此还弄出各种声响向我宣告他们的姗姗来迟，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他们并不是要故意让我难堪……所以说……

今天没有讲他们的思想品德课本。这个课本，他们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学校又没有特别的要求，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继续把它用下去。sunnysky一直在和我讲“生命教育”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它看起来那么宏大，那么高不可测，但是人怎么能不时时刻刻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呢？我知道生命教育是一件非常难以把握的事情，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阅历不深的人来说，然而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共同学习的。好在台湾人还专门为这个生命教育做了一个网站，上面放了很多教案。虽然我不喜欢直接用别人的教案，但是毕竟抽象的东西有了一些具象的内容，这样我也好发挥了。

sunnysky说她在兴知中学做生命教育，问小孩子们“你喜不喜欢自己”，他们都说喜欢。而今天同样的问题我在这个学校问，他们却都说不喜欢自己，还有两个人跟我说，我想跳黄浦江！难道是我问问题的方式不对吗？还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都喜欢把话反过来说。当中过程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最后说“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这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了——真的，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奇迹。可是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大家经常觉得这个“奇迹”很不重要，呵呵。

不过今天还是有件事情挺感动的，我出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撞坏了，我班上的一个学生还主动帮我把龙头扳过来，虽然她上课的时候很调皮，话多得我都受不了。

下午去兴知中学，今天同行者sunnysky、vincent和一个管院的同学。sunnsky继续将生命意义教育进行到底，vincent讲化学家的小故事，我教初一的小孩子辩论。今天大家还都玩得挺开心。因为有些小孩子写信给我都问我“早恋”的事情吗，今天我就让这些小孩子打了一场关于“早恋”的辩论赛。在我眼里，“早恋”这个词语非常有意思，“恋”就“恋”吧，还要说什么“早”恋。估计这样的问题平日里他们的老师都是不可能挑明了讲的，看到哪个家伙不对头了就叫到办公室里去语重心长的教育两句，今天弄了6个小孩子上台讲这个问题，大概是把他们高兴坏了。台下掌声不断，笑声不断。在复旦打比赛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当然今天我不是去跟他们讲早恋的问题的，所以后来点评的时候主要还是讲辩论方面的技术。我觉得这个问题想谈也要私下里一对一的谈，不然他们告到校长那里去，说mujun姐姐给我们上活动课要我们去“早恋”，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还是很不错的，谁又能断定他们将来不能像我们现在一样站在3108或者逸夫楼里说“对方辩友，您幽默了！”这样的话呢。我问一些辩论方面的东西，他们只要稍加提点也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总之我是挺喜欢初一（1）班这个班级的。

后来把流动情况的问卷发下去了。这份问卷在中午的时候交给徐老师看了一下，他指出了当中的很多问题。当然我觉得他还是有保留的，因为我们告诉他，问卷已经印好了，他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他说，你们的调查报告写完了吗？我说没有啊，调查都没有做，怎么可能先写调查报告呢？他说，应该是先写调查报告，有一个理论框架，调查只是论证你的理论罢了，它的用途是“完整”调查报告。也就是报告里面先写好各种经验的分析，然后数据收上来以后再加一点东西——这个得到了印证，这个没有得到印证……我和sunnysky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徐老师似乎也大吃一惊，大概是因为觉得我们连这样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而大吃一惊吧。

突然感觉有好多好多东西等着我去学。就比如这个先写调查报告的问题，我到现在也有点想不清楚。我总觉得这样做是让实地的调查变成了一个附庸。因为当我们是抱着一个既定的目的去做调查的时候，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必然都带了各种主观的判断——没有人不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社会生活的复杂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什么道理都可以证明”的可能性。陆老师说复旦大学每天翘课的人数和每天的上证指数这两个变量间都可以算出一个相关系数来——这有什么意义吗？当然，你还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科学”的方法来保证我们的调查是不盲目的，好吧，科学，科学，科学。最近越来越发现“科学”二字非常奥妙，“科学”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而已，可是现在他成了一个价值判断，如果谁说你的做法不“科学”，那么它不仅仅是在说你的做法不符合某一种规范，这还意味着你的做法是不好的、不应该的、不对的，甚至是恶的。徐老师以前说，做问卷调查最重要的是要有理论切口，这个我明白的，但是这次他说，做调查要先写好报告，我实在是没有想明白。他说，以前我们用的是一个人类学的方法。呵呵，感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后来和校长又交流了一下，我现在总觉得我们和校长间的交流完全是被迫的，我们必须每个星期花上一定的时间坐在那个校长室里一动不动的听他们灌输自己的教学理念，听他们倒苦水。这两个校长的啰嗦就不再重复了。只是上次的调查报告似乎触怒了他们，今天沈校长反反复复在给我们洗脑子。我个人感觉那个高中的班级确实办的莫名其妙，就是在钻政策的空子，他们两位这样自以为聪明的表述完全不能让我相信他们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在考虑问题。当然这些东西全都不能点穿，不然我们的调查也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最后和高中生大概熟悉了一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念高中呢，他们回答我说因为老家的高中竞争太激烈了，同学们都太喜欢读书了，天天晚自修实在是太累了，老师实在太凶了，简直是非人的生活啊！所以还是回到上海这个天堂来吧。所以说上海的学生也不要整天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比起外地学生中学阶段的炼狱生活，我们轻松了很多；外地学生也不要整天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看不起上海的学生不会做微积分，大家都无非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就像这些高中的学生在上海读了两年书，你再想让他们回家乡继续学业，他们反而不适应了。只是，今天，我眼前的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的产物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很显然，很多上海人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上海人，但是我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也不再是属于自己老家那个地方的人了。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下的人呢？他们将来又能为自己创造出什么样的环境呢？

一个小孩子告诉我将来他要掌握“一技之长”，这样找工作就方便了。另一个小孩子告诉我将来他要做明星。两个人都说得振振有词。全世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将来应该做什么，真够郁闷的……

今天下午上课之前在学校周围走了一走，过校门再走200米即可到码头，远远的就看到了黄浦江水，突然联想到上午上课的时候就有两个孩子告诉我它们想跳黄浦江的，就是这个黄浦江？

回来的路上，车子是一如既往的挤。每次做好调查回来，我看起来一点都不优雅，一点都不美好，呵呵。

最近一直很忙，忙着专业实习，忙着处理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问题，最近忽然想起支教已经过去三周了，而我却一篇汇报都没有写，确实有点过分了。

 

 

这个学期我教的是蓝鹰小学四一班的音乐课，喜欢唱歌，我相信是每个人的天性，歌声可以给人带来欢乐，带来情感的共鸣。因此，从我迈进四一班教室的那一刻起，我就要求自己怀着一颗快乐的心，一颗天真的心，来面对眼前这样一群单纯、朴实和年轻的孩子，在这每周短短的四十分钟里，我完全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在课上偷吃零食、帮老师家摘棉花、放学后在路边拍画片、周末在土墙上扒蜜蜂窝的快乐、充满幻想和无忧无虑的童年。这里的孩子和小时候的我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顽皮、惹老师生气；又一样的害怕老师的批评；考得不好的时候，一样不敢把试卷带回家；一样的渴望体育课；一样的为评不上“三好学生”而耿耿于怀。转眼之间，我已过弱冠之年，面对着家庭和国家的沉重却又不能推卸的责任，成熟而又世故，冷静而又冷漠，清醒而又麻木，童年的梦想已不复存在，那段时光也再不会回来，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这三周一共教了他们两首歌，一首《月亮船》；一首《童年》，也许是贴近他们生活的缘故，大部分同学都很投入，很认真，虽然有时候唱得并不很标准。教完一首歌，都要进行一次比赛，或男生女生比赛，或分组比赛，学生们都很卖力，获得比赛胜利的欢呼雀跃，比赛失利的则“咬牙切齿”，要求再来一次。学生们的热情无疑感染了我，让我也更加投入，更加用心。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对于我来说，则是迷迷糊糊的大学时光，迷迷糊糊的学习，迷迷糊糊的未来，迷迷糊糊的梦想，但愿我的人生之路迷糊却不模糊。

 

 

    第二次去蓝鹰小学了，今天风大，门前那条路上更显得尘土飞扬。路边的人们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踮着脚在泥泞的路上走得小心翼翼的。我真后悔没戴上口罩和太阳眼镜出来。

走进教室，学生们都是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笑笑：“我上星期布置的作业你们忘记写了吧？”他们点头，“没关系，我等下回再说的。”

上课了，他们的班主任还是坐在下面听课，我怪不好意思的，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班门弄斧的谈理想谈人生了。

还好，上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学生走了进来，老师顿时没了座位，只好撤了。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人也轻松起来，上课顿时变得声情并茂。学生们都很配合，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这大概是我支教一年半以来最轻松自在的一次经历了。

只是，上课的时候，窗外总有奇怪的声音响起。我起先还以为是学生没认真听讲，在听广播。直到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人声和水声，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里跟人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人家家里的声音就声声入耳了。再看看学生们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我倒显得有些少见多怪了。

快要下课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突然因为骨癌要截肢，截了肢就再也不能跳舞了，不截肢就没命了，她该怎么办呢？结果学生的结论分成了鲜明的两派，一派认为截肢了就失去达成梦想的条件了，没有梦想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所以还是别截肢；另一派认为截就截了吧，既然不能跳舞了，就去唱歌吧。奇怪的是赞成前一种观点的全是女生，赞成后一种观点的都是男生。在我看来，这充分地反映出来女生都比较追求完美，男生就现实得多了。

下课的时候又把作业提醒了一遍，这下应该不会忘记了吧。不是我罗索，我真得很想看看的他们的人生规划。